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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我如何策劃了中國之行

    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里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我一開頭說:“

    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

    1971年7月15日晚上7點半鐘,我從加利福尼亞州伯班克城的一個電視廣播室里向全國人民講話。我只講了三分半鐘,但是我的話成了20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我一開頭說:“我要求占用今晚的電視時間,是為了宣布我們在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進展。”接著我念了一個公告,這個公告同時也正在北京發表。

    周恩來總理和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進行了會談。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在這簡短的公告背后,有著兩年多復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雖然我們能夠保持近乎奇跡般的機密,其實對華采取主動是經過最公開的準備步驟的出人意料的歷史事件之一。


    1972年2月25日,中國北京,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帕特和同行的官員參觀故宮

    我認為美國和共產黨中國建立關系非常重要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為《外交季刊》寫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職演說中間接地提到了這一點,那時我說:“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國家無論大小,它們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不到兩個星期以后,在 2月1日,我寫了一個備忘錄給基辛格,主張我們竭力鼓勵政府探索同中國人改善關系的可能性。我還寫道:“當然,這事要私下去做,絕不能由我們這方面公開到報刊上去。”1969年這一年,中國人沒有理睬我們幾次在低水平上發出的重要信號。到了1970年,我們才著手認真尋求開始對話的途徑,看看能夠產生什么結果。

    對華主動行動的第一個認真的公開步驟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時我向國會提出了第一個外交報告。關于中國問題的那一段是這樣開始的:

    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們不應該繼續孤立于國際大家庭之外……

    指導我們同共產黨中國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同指導我們對蘇政策的原則相似的。美國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對中國的行為產生多少影響,更不用說對它的思想觀點了。但是,我們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系,這肯定是對我們有益的,同時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北京的領導人清楚地了解這一報告措辭的意思。兩天以后,中國駐華沙大使在同美國大使沃爾特·斯托塞爾的會談中,引人注目地建議把他們到那時為止斷斷續續的、沒有結果的會談搬到北京去舉行。他還暗示,他們將歡迎一位高級官員擔任美國代表團團長。

    1970年3月,國務院宣布放松對于去中國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們宣布進一步放寬貿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見了《時代》雜志的記者。我說:“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來看我,我利用這個機會建立了“葉海亞渠道”。我在1969年7月訪問巴基斯坦會見他時,我們就籠統地討論過這個想法。現在我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設法使我們的對華關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為中介人提供助力。

    葉海亞說:“我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不過你一定知道這將是何等困難。宿仇不容易成為新交。事情會進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準備。 ”

    第二天,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進行國事訪問。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談過需要有一種新的中美關系。在歡迎他的宴會上祝酒時,我作為美國總統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稱稱呼共產黨中國,即稱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我的外交政策報告還稱其為“共產黨中國”。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外交信號。

    羅馬尼亞渠道

    我在第二天同齊奧塞斯庫會談時說,即使不能達到同中國重新建立完全外交關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進行高級私人代表的互訪嘛。他答應把這個話轉達給北京,這就是“羅馬尼亞渠道”的開端。

    事實上,后來情況的變化比我預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來要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討論臺灣問題。周恩來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說了句俏皮話。他說:“過去我們通過不同的來源收到美國方面的口信,這次是第一次從一個首腦通過一個首腦給另一個首腦提出建議。”我們通過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稱,會談不應限于討論臺灣問題,我們提議由中美雙方代表在巴基斯坦會晤,商談今后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會見了他的老朋友毛澤東。毛告訴他,外交部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斯諾問,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松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右派來。毛回答說我將受到歡迎,因為我是總統,中美之間的問題畢竟還得同我解決。毛說他將樂于同美國總統談話,不論作為旅游者或者總統來都好。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羅馬尼亞渠道活躍起來了。科爾內留·博格丹大使在拜會基辛格時帶來消息說,齊奧塞斯庫在我們的10月會談以后,派他的副總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來讓他給我捎一封信,內容如下:

    美國總統的信息不是新的。我們之間只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對臺灣的占領。中華人民共和國真誠地試圖談判這個問題已經15年了。如果美國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愿望和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這個口信是經過毛主席和林彪審核的。

    周恩來還說,鑒于我1969年訪問過布加勒斯特,1970年訪問過貝爾格萊德,我將在北京受到歡迎。

    這封信使我們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語氣溫和,沒有罵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這一點,表明北京不會把越戰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3月15日,國務院宣布取消對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誰都沒有料到出現了一個突破: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報告說,在日本參加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接到了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訪問,以便進行幾場表演賽的邀請。

    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以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邀請,中國方面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

    4月14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20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速度開始顯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來白宮,帶來了周恩來通過葉海亞總統捎來的另一個口信。在照例堅持臺灣是恢復任何關系之前必須解決的主要和先決問題以后,口信接著說,中國人現在對于作為達成和解的直接會談感興趣,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國國務卿,甚或美國總統本人,以進行直接會晤和商談”。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這個口信所引起的問題同要解決的問題一樣多。臺灣仍然作為中心問題被提出來。而且,中國人談到公開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覺得,為了使這個主動行動能有成功的機會,必須完全保密,直到為總統的訪問所作的最后安排達成協議為止。如果預先透露風聲,保守的反對派就可能在國會里進行動員,破壞全部工作。

    最合適的人選——基辛格

    基辛格和我花了兩三天時間考慮派誰去北京參加初步會談。

    我們一致認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戴維·布魯斯,但我們很快把他排除了,因為他是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中國人無疑會感到不滿,反對我們派出一個和越南問題這樣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人。我們也考慮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與越南問題甚至比布魯斯牽涉得還要多。

    “那么,比爾怎么樣 ?”我問道,“如果我們派國務卿去,他們肯定會相信我們是認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轉動了一陣。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樣總是會從個人原因出發反對羅杰斯的,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對于初步會談來說,國務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幾乎沒有辦法秘密前往中國。

    最后我說:“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對說,他像羅杰斯一樣目標太大。

    我說:“我相信一個能夠進出巴黎而不被人發現的人,也一定能夠進出北京而不讓人覺察。 ”

    4月29日在我的記者招待會上,我又對正在進行的事情作了一個重要的暗示。但是,連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講話的人也沒有聽出我要論證的是什么問題。

    由于沒有一個記者問到訪華這個具體的可能性,我就自己問了自己。我在回答一個關于我們對華政策的一般問題之后說:“最后我想說一下——我知道這個問題即使現在不回答,也會有人提出來——我希望,并且事實上我希望在某個時候以某種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訪問中國大陸。但是這只表明我的一個長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幫助制定一項政策,使我們能同中國大陸發生新的關系。 ”

    大約在同一個時候,報攤上出現了載有12月埃德加·斯諾和毛澤東談話的《生活》雜志。現在,毛歡迎我去北京這一點已經公開了。

    信號和口信往返進行了兩年多的時間。我們曾通過葉海亞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小心謹慎地行事。現在基辛格和我都認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必須冒一點風險提出一個主要的建議,否則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輪長期的試探和摸索階段。我斷定,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候已經到來。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見希拉利大使,給了他一個通過葉海亞總統送致周恩來的口信。口信說,由于我重視兩國關系正常化,我準備接受周的邀請去訪問北京。我提議由基辛格在我訪問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換意見。

    木已成舟。現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復,別無他事可做了。倘若我們行動得過早,倘若我們所建立的基礎還不夠牢固,或者倘若我們過高估計了毛和周對付他們內部反對這樣一次訪問的人的能力,那么我們長期的謹慎努力就會前功盡棄。我可能甚至不得不準備陷入嚴重的國際窘境,如果中國人決定拒絕我的建議并加以公布的話。


    1972年2月24日,中國北京,尼克松總統和夫人、美國國務卿威廉&#8226;羅杰斯(右)登上中國長城。站在尼克松夫人和羅杰斯之間的是中國副總理李先念和他的妻子

    二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信件

    我們等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不知道在北京進行著怎樣的決策過程。

    到5月31日,我們通過希拉利大使收到葉海亞·汗總統的口信,內容是:

    1.對上次口信反應很積極,非常令人鼓舞。

    2.請告基辛格先生,會晤將在中國境內舉行,行程由我們安排。

    3.會談級別將如你們所建議的那樣。

    4.口信全文將用安全方法傳遞。

    兩天以后的晚上,我們舉行國宴歡迎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藍廳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處理文件和閱讀材料。不到五分鐘后,基辛格進來了。他一定是跑著從西側樓過來的,因為他上氣不接下氣。

    他交給我兩頁打了字的紙,說:“這是剛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郵袋帶來的。希拉利趕著送過來,他太激動了,交給我時手都在發抖。”我讀信時,基辛格站在一旁,滿臉堆笑。信里說:

    周恩來總理認真研究了尼克松總統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澤東主席報告尼克松總統準備接受他的建議訪問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進行直接會談。毛澤東主席表示,他歡迎尼克松總統來訪,并且期待著屆時同總統閣下進行直接談話,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關心的主要問題……


    1972年2月21日,中國北京,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右二)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左三)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

    周恩來總理歡迎基辛格博士來華,作為美國代表先來同中國高級官員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進行準備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讀完時基辛格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Eureka

    我們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飛往越南進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時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將出現肚子痛的癥狀,需要臥床休息,謝絕報界采訪。然后,在葉海亞總統的協助下,他將被送到一個機場,從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噴氣機將載他飛過高山進入中國。預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將飛到圣克利門蒂向我匯報。

    仿照另一個前往中國旅行而創造了歷史的西方旅行家馬可·波羅的名字,給基辛格的中國之行起個代號叫“波羅”。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在伊斯蘭堡得病只引起采訪他的記者們較小的注意。他們接受了這種說法,即他將至少臥床休息兩天,于是他們開始安排自己的娛樂活動了。

    由于需要絕對保密,并且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設備,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國期間我們將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發前,我們就商定采用一個電碼單詞 Eureka(我已經發現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總統的訪問,就用這個詞來表示。

    雖然我相信中國人和我們一樣樂于看到我的訪問能夠實現,我并不低估臺灣地區和越南給我們雙方可能提出的難題,我竭力告誡自己不要心存僥幸,產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們的電碼單詞的黑格打電話告訴我說,基辛格已經發來了電報。

    我問:“電報說什么 ?”

    他回答說:“Eureka.”

    基辛格關于他在中國期間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勝的。中國人同意了我們為我的訪問作出安排和預定日程的幾乎每一項建議。初步會談談到了我們兩國間的全部爭論焦點的問題。他發現中國人是堅韌的、理想主義的、狂熱的、專心致志的、卓越的,他們并非輕松愉快地意識到安排頭號資本主義敵人來訪所牽涉到的理論上的矛盾。基辛格說:“這些人有一些苦惱。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他們在一起會談和閑聊,相處了17個小時。基辛格發現“他對哲學的泛論、歷史的分析、策略的試探和輕快的巧辯無不應對自如。他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談話中周問到我在堪薩斯城的演說,基辛格只得承認他只看過新聞報道。第二天進早餐時,基辛格發現桌子上放著一份我的演說,上面有周畫的橫道和中國字的旁注,還有一張便條,請他閱后退還,因為這是周唯一的一份。

    7月15日,我在電視上宣布我將去北京。最初的反應絕大多數是非常積極的。馬克斯·勒納寫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動通過驚異之門直達希望的王國。 ”

    有些評論家附和黨派色彩較濃的民主黨人,在贊揚聲中夾進猜測,說我是出于黨派斗爭的動機。然而,大部分嚴肅的批評,如我所預料的那樣,來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施米茨指責我接受邀請是“向國際共產主義投降”。喬治·華萊士沒有真正譴責我的訪問,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討、哀求和卑躬屈節”。他對記者們說,他疑心這次訪問實際是一種牽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轉移人們的視線,使他們不去想“通貨膨脹和豬排漲價”。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執行第二次波羅行動。這次他為時六天的旅行是公開宣布了的,目的是為我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的議程作準備,并起草在我訪問結束時將發表的公報的基本文字。

    對這些長時間的、有時是困難的會談,基辛格總結說,中國人愿意指望歷史潮流的推動而不是一份公報的具體措辭來追求他們的目的。他寫道:“他們將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基本上接受了我們的論點,即認為我們往往是做的比說的多,并認為進程必須是逐步的,有些問題必須留待逐漸產生的壓力去解決。由于他們過去公開提出過要求,并且在他們自己的營壘里有過持不同意見的人,這種做法使他們在國內和國外要冒很大風險。 ”

    基辛格報告說,在會談快結束時,周特別指出,如果我這屆政府不再執政,他們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煩。

    “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

    在動身去中國的幾天以前,我邀請法國大作家和哲學家安德烈·馬爾羅到白宮來做客。

    馬爾羅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中國認識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并從那時以來斷斷續續地和他們保持著聯系。他在《反回憶錄》中關于中國領導人的描寫,是我在為訪華進行準備時所讀的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讀物之一。

    馬爾羅那時已70歲。歲月并沒有減弱他思想的光輝或他言詞的敏捷。他講的優美法語即使經過國務院譯員的過濾,也是精辟而獨特的。

    我請馬爾羅講講他對毛的印象。他說:“五年前,毛擔心一件事:美國人或者蘇聯人用十顆原子彈就可以破壞中國的工業中心,使中國倒退50年,而在此期間他自己會死去。他對我說:‘當我有六顆原子彈時,就沒有人能夠轟炸我的城市了。’”馬爾羅說他不懂毛說這番話的意思。“毛接著說:‘美國人永遠不會對我們扔原子彈。’這話我也不懂,不過我給你復述一下,因為一個人不懂的話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話。我沒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不向毛提很多問題的。”

    馬爾羅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時,馬爾羅對我說:“你即將嘗試本世紀最重大的事業之一。我想到 16世紀的那些探險家,他們出去尋找一個具體的目的地,但往往發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總統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結果。 ”

    那天夜晚會見結束時,我送馬爾羅上車。當我們站在北廊臺階上時,他轉過身來對我說:“我不是戴高樂,但我知道要是戴高樂在這里他會說些什么。他會說:‘所有理解你正在著手進行的事業的人都向你致敬 !’”

    1972年2月 17日 10點 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面時,我想到馬爾羅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樣危險。

    我們在上海作短暫停留,讓中國外交部官員和一位中國領航員登上飛機。一個半小時以后,我們準備在北京降落。我從舷窗向外眺望。時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黃。小村鎮就像我看過的圖畫里中世紀的村鎮一樣。

    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鐘后停在候機樓前。門開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一邊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我被介紹給所有中國官員,然后站在周的左邊,其時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刮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么激動人心。

    儀仗隊是我看到過的最出色的一個。他們個子高大、健壯,穿得筆挺。當我沿著長長的列隊走去時,每個士兵在我經過時慢慢地轉動他的頭,在密集的行列中產生一種幾乎使人認為行動受催眠影響的感覺。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本文摘錄自《尼克松回憶錄——時代的破冰者》,(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伍任 裘克安 馬兗生 等/譯,天地出版社,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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