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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谷子是蘇秦的老師嗎

    【編者按】縱橫家是戰國秦漢時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學派。《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從橫十二家”著作早已亡佚,因而后人了解縱橫家的事跡,主要依靠《史記》和《戰國策》等史料。20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帛書——《

    【編者按】縱橫家是戰國秦漢時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學派。《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從橫十二家”著作早已亡佚,因而后人了解縱橫家的事跡,主要依靠《史記》和《戰國策》等史料。20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出土,無疑對戰國縱橫家研究有著重大推進作用。《戰國縱橫家書》是否顛覆了傳世文獻?我們該如何協調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關系?澎湃新聞專訪了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蔡運章先生,請他為我們講述戰國縱橫家背后的故事。

    蔡運章

    澎湃新聞:您在20世紀70年代就計劃整理《蘇子》《張子》《鬼谷子》和《戰國縱橫家書》這四部書,能否談談當時的初衷?

    蔡運章:我了解縱橫家是從蘇秦開始的。幼年時家父(諱世潤)教我讀《三字經》,知道古代有位名叫蘇秦的先賢,是洛陽太平莊人。他年輕時“錐刺骨”,發奮苦讀,后來曾“肩佩六國相印”。當我從事文物考古工作后,閱讀《戰國策》和《史記·蘇秦列傳》等史書,才對蘇秦的事跡有了深入地了解。

    縱橫家的政治謀略和游說藝術,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涵,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漢書·藝文志》中包括“《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卷”的“從橫十二家”著作,早在漢魏時期就已相繼亡佚。司馬遷的《史記·蘇秦列傳》《張儀列傳》,主要依據縱橫家后學“擬作”的長篇游說資料,認為蘇秦與張儀是同時搞合縱連橫的敵對人物。這種說法,遭到后世學者的質疑。因此,傳世的“縱橫家”著作,就僅剩尚存爭議的《鬼谷子》了。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里,發現有十六章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辭。其中十四章“佚書”是連司馬遷也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這為我們搜集、整理和審視《蘇子》《張子》以及《鬼谷子》的相關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殘卷

    洛陽是縱橫家的重要發祥地。鬼谷子是縱橫家的鼻祖,其里籍有“楚人”、“河南府人”的不同說法。

    “鬼谷”的地名,最早見于《史記·甘茂列傳》。因此,學者多認為鬼谷子隱居的地點,當在今洛陽市汝陽縣南七里的云夢山。

    洛陽市汝陽縣云夢山的鬼谷洞(網絡圖片)

    蘇秦、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是縱橫家書信和游說辭的匯編。《鬼谷子》《蘇子》《張子》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被此互相牽連,堪稱縱橫家的“四大經典”著作,也是研究縱橫家和戰國歷史的珍貴文獻。這就是我當初要搜集、整理、校勘和注釋這四本著作的基本想法。

    澎湃新聞:司馬遷寫《史記》為何不采用《戰國縱橫家書》,而多取《戰國策》的內容?

    蔡運章:司馬遷的《史記》“范圍千古,牢籠百家”,被譽為“史家絕唱”。司馬遷在“周南”(今洛陽)受父命“述《史記》”,時在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而其真正著手蒐集史料,則始于漢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

    西漢晚期,劉向“校《戰國策》書”,乃是依據皇家收藏的“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等冊子。司馬遷編寫《史記》戰國部分時,《戰國策》中的“權變”故事“頗可采者”(《六國年表序》),也是來自諸如“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一類的冊子。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27章中,有16章“是久已失傳的佚書”。根據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紀年木牘,可以確定該墓下葬的時間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文物》1974年第7期),即公元前168年。可見司馬遷撰寫《蘇秦列傳》《張儀列傳》時,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已埋入地下60多年,他自然無緣目睹其中記錄蘇秦真實事跡的那些資料了。這就是司馬遷“不采用《戰國縱橫家書》,而多取《戰國策》內容”的原因。

    澎湃新聞:您認為張儀和蘇秦不是一個時代的人,有何依據?

    蔡運章:司馬遷的《史記·蘇秦列傳》《張儀列傳》,認為蘇秦與張儀是同時搞合縱連橫的敵對人物。

    張儀輔佐秦惠文王推行連橫戰略,為秦國開疆擴土,功績卓著。秦相甘茂對秦武王說:“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秦策二》“秦武王謂甘茂”章)李斯曾上書說:“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馳至今。”(《史記·李斯列傳》)這些都是對張儀歷史功績的高度總結和肯定。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這說明張儀連橫的戰略對手是公孫衍而非蘇秦。

    據《史記·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時在公元前328年。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張儀死于魏”。《史記·魏世家》也說:魏襄王“十年(前309年),張儀死。”這說明張儀死于公元前309年。

    然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陳珍章”有“今者秦立于門”語,這里的“秦”就是蘇秦。可見公元前312年蘇秦到陳軫門下游說時,還是個剛涉世事的年輕人。而這時張儀早已名冠諸侯,步入老年。

    蘇秦初次出游,失敗而歸,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他便找出太公《陰符》等書,發奮苦讀,“揣摩”列國時事。他每當讀書困乏欲睡時,就“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繼續苦讀。一年多后,蘇秦便完成對列國形勢的揣摩分析,信心倍增。這時,他聽到燕昭王招賢納士的大好消息,決心北投燕國,去施展才華。

    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燕國內亂派兵攻占燕都,“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孟子·梁惠王下》),燕王噲被齊軍殺死。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名職,前311-前279年在位)即位后,把齊國“破燕”看作奇恥大辱,立志報仇雪恨。他筑起黃金臺,招攬四方賢士。《說苑·君道》載:“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這里的“蘇子”就是蘇秦。燕昭王對蘇秦的到來非常重視,親自到郊外去迎接,并設盛宴款待。時在公元前308年。

    蘇秦(?-284年)一生的主要事跡,是作為燕昭王的親信出使齊國,執行“以弱燕并強齊”的特殊使命。他憑著聰明才智,很快便取得齊閔王的信任,被任為齊相。蘇秦先是策劃齊國“舉宋”、合縱五國(齊、趙、韓、魏、燕)攻秦、分化“齊、趙之交”,以便實現振興燕國的“大事”。接著,在蘇秦的策劃下,公元前284年,由樂毅統率五國(燕、秦、韓、趙、魏)聯軍討伐齊國。

    據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謂起賈”章,“天下劑齊不待夏。……而武安君之棄禍存身之訣也。”該篇是蘇秦派使者去游說秦國將領“起賈”的說辭。這說明公元前284年春季,在樂毅統率五國(燕、秦、韓、趙、魏)攻破齊國的前夕,蘇秦尚未殉難。

    這年夏天,當樂毅率領五國聯軍攻破齊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西)時,齊閔王方如夢初醒,惱怒萬分,便以“陰與燕謀齊”的罪名,將蘇秦車裂處死。蘇秦忠于燕國,以身殉職,被視“為燕之尾生”。

    由此可見,蘇秦大體應比張儀晚一代人。他們既不是同時師事鬼谷子的同學,更不是同時進行合縱連橫的對手人物。


    “相邦”張儀銅戈(《文物》2012年第8期)

    澎湃新聞:有學者認為《鬼谷子》一書乃蘇秦偽造,那么《蘇秦書》《鬼谷子》和《蘇子》的關系如何?

    蔡運章:因為《蘇子》《張子》早已失傳,后來的人們難以窺知其真實面目。而《鬼谷子》始見于《隋書·藝文志》。致使三者之間的關系,撲朔迷離,難以厘清。

    據《漢書·杜周傳贊》集注,東漢服虔、唐顏師古諸儒都將《鬼谷子》稱為“《蘇秦書》”。樂壹《鬼谷子》注以為,“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史記索隱》引)。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則把“《鬼谷子》二卷”直署為“蘇秦撰”。致使清儒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把《鬼谷子》誤為《蘇子》來輯錄了。

    長期以來,學者多把《蘇子》《張子》與《鬼谷子》混為一談。一是以為“《漢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東漢人薈萃二書之言為此,而托于《鬼谷》”(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是以為“班固《漢志》所以沒有《鬼谷子》書,實在因為沒有這部書。到東漢,本《蘇子》書,改成了《鬼谷子》書。于是《隋志》才有《鬼谷子》,而《蘇子》書也同時亡了”(朱星元《戰國縱橫家學研究》)。三是以為“在秦漢時期,《鬼谷子》的內容依附于《蘇子》,當時沒有《鬼谷子》這樣的稱謂;魏晉以后才脫離《蘇子》而流傳”(《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1期)。由此可見,《蘇子》《張子》與《鬼谷子》的糾結狀況。

    《鬼谷子》是縱橫家的理論經典。它的佚文和書名,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善說》,西晉皇甫謐專門為之作注,足見該書早在西漢時期就已流傳于世。蘇秦是鬼谷子晚年的學生。唐儒馬總《意林》在《鬼谷子》卷首按語里指出“此蘇秦作書記之也”。俞棪《鬼谷子真偽考》說:“余嘗疑此書,大體為蘇秦纂述師說之作。”可見《鬼谷子》乃是蘇秦整理師說而編成的著作。

    《蘇子》《張子》是蘇秦、張儀及其學派書信和游說辭的總集。雖然《鬼谷子》是“蘇秦纂述師說之書”,但其內容與《蘇子》《張子》明顯有別。傳本《鬼谷子》里沒有蘇秦、張儀的書信和游說辭,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戰國策》和《史記》也未收錄《鬼谷子》的篇章。這說明《蘇子》《張子》《鬼谷子》各自獨立,不相“摻和”。因此,那種《鬼谷子》乃“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的說法,不足為據。


    明代人想象中的鬼谷子形象(《三才圖會·人物十卷》)

    澎湃新聞:為何只有戰國時代才是孕育縱橫家的土壤,而在后來的大分裂時代如五胡十六國等時期很難再看到此種身份的人?

    蔡運章:戰國之世,諸侯稱雄,列國紛爭。但是,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學派林立,百家爭鳴,思想文化空前活躍的黃金時代。

    戰國初年,諸侯各國先后進行了政治革改,新興的地主階政權,大都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因為各國都“務在強兵并敵”,致使“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

    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使秦國走向富強,迅速形成蠶食山東六國的戰略態勢。劉向《戰國策書錄》說:“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珍、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從此諸侯各國間的合縱連橫運動,就正式拉開了序幕。

    民本思想和士人精神是戰國時代精神的主旋律。在周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思想的指引下,列國統治者多能禮賢下士,以師相待。齊宣王說:“寡人憂國愛民,固愿得士以治之。”(《齊策四》)“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楚策四》)“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東周策》)齊相孟嘗君有“食客三千人”,趙相平原君有賓客“至者數千人”,就是當時社會崇尚士人風氣的產物。

    戰國中晚期,在“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史記·滑稽列傳》)的社會氛圍里,縱橫家己是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僅《戰國策》所見就有200多人。他們多被稱為“游土”“策士”“辨士”“智士”或“權變之士”,而洛陽人蘇秦、蘇代、蘇厲兄弟和周最,也被稱為“兩周辯知之士”。由此可見,戰國時期“士氣高張”的基本狀況。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罷拙百家,獨尊儒術”。從此中國古代統治者的民本思想和士人自由活動的社會氛圍,就已蕩然不存。魏晉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的統治者,或為只知掠奪殺戮的游牧部落首領,或為地方割據的軍閥勢力,或為茍延殘喘的沒落貴族。他們既沒有禮賢下士的民本觀念,也缺乏招賢納士的廣闊胸懷。當時的社會里,早已失去允許縱橫家生存的寬松土壤。這就是我國后來的大分裂時代,很難再看到戰國縱橫家那種“策士”群體的原因了。


    蔡運章著《蘇子輯校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

    澎湃新聞:后人對蘇秦的評價毀譽參半,如王安石詩作《蘇秦》云:“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后,卻悔初無二頃田。”如何客觀地對先秦蘇秦等縱橫家進行評價?

    蔡運章:長期以來,儒、法諸家出于“門戶之見”,都極力貶斥縱橫家的歷史功績。《孟子·離婁》載:“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朱熹注:“結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韓非子·五蠧》則視縱橫家為“從橫之黨”。三國時的秦宓說:“戰國反覆儀、秦之術。”(《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明儒宋濓《諸子辨》說:縱橫家“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宋濓《宋學士全集》)這說明儒、法諸家對縱橫家的貶斥態度。

    縱橫家是中國古代“九流十家”的重要學派,在戰國秦漢歷史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章,“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史記·滑稽列傳》說:“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后世。……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后世,子孫長榮。”由此可見,蘇秦、張儀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蘇秦、張儀所代表的縱橫家,大都是當時叱咤風云的重要人物。司馬遷在《蘇秦列傳》結尾時說:“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于權變。……夫蘇秦起于閭巷,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鹽鐵論·褒賢》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禮卑辭,重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論衡·答佞篇》說:“太史公敘言眾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于賢。……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文心雕龍·論說》說:蘇秦“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因此,在《戰國策》《鹽鐵論》等著作里,都把蘇秦、張儀譽為能說服天下的“賢人”和“名士”。這是站在戰國歷史發展的最高層面上,對蘇秦、張儀歷史功績的正確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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